《谁在忽悠中国》书稿杀青后，忽记起春节前在中国收藏家联欢会上与故宫耿宝昌先生有约一叙，便请朋友开车送我“进宫”，拜访这位在中国古陶瓷鉴定界一言九鼎的老专家。虽处酷暑斗室之中，但我与耿前辈话语投机，基本上能够畅所欲言。谈文物市场、谈艺术品拍卖的“亿元时代”、谈文物保护……只是当我问及当下中国文物鉴定界的情况有何看法时，这位业界泰斗竟然连说数句：“不谈、不谈!”不过即便如此，我也能听出其中的“画外之音”，在此纷纷扰扰的多事之秋，又有哪一路神仙敢铁齿铜牙、妄断春秋呢?

　　言及眼下“全民炒古”，我与此公共识更多。他风趣地脱口而出两句打油诗：“亿民炒古玩，历史文物全玩完!”谈笑风生之后，老人又向我推荐一首珍藏于江西婺源博物馆的郑板桥《古董》诗，虽说内容记不全，但他还是顺口背出其中几行妙句：“东家宣德炉，西家成化瓷，盲人宝陋物，惟下愚不移……”

　　“亿民炒古玩，历史文物全玩完!”耿老的这句话虽不无调侃，却一语中的。在我调查过的一些文物富省，地下文物已经正在遭受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浩劫，还在继续被人盗抢、走私出境。面对此种情形，官商勾结、兵匪一家，打击力度几乎等于零，甚至有部分执法人员也被拉下水，成为盗墓者、走私者倒卖文物的帮凶。情况不容乐观。这种空前旷古的自毁历史文化现象因何而生?不言而喻，源于人们对金钱的渴望，对物质毫无节制的占有欲。

　　有学者这样对我说：“古玩市场的乱象有利于财富分配不公的中国社会进行二次财富分配。”情况果真如此吗?

　　这一轮敛古博富的全民收藏运动，到底让谁发财了?当然不是倒卖假文物的农民，更不是血本无归的普通收藏者。我在多年的调查中发现，除极少数动手早、运气好的农民挣了大票子，成为农村新贵外，一些靠盗墓、制假为生而又没有后台保护伞的农民，有的被判刑入狱，有的一点可怜家产被罚没无存。

　　发财的是谁?通过我的调查，主要有两类人：一类是拥有足够金融资本的文物艺术品投机商，为显性富人。此类人在最近的艺术品交易查税风暴中有所暴露;另一类是贪官污吏，他们利用权力，疯狂地敛取奇珍异宝等“雅贿”之物，成为为数不少、财富巨大的隐性富人。

　　这两类人在文物艺术品领域的活动，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打上了"投机"烙印，所以他们的收藏品，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纳入商业运作轨道。他们借助用金钱或权力建立起来的绝对威望，垄断了文物、艺术品价值和价格上的话语权，物品无论真假、无论出处，如：“三盗”(盗墓、盗捞、盗窃)出土的、制假赝品等等，他们只需将这些违法之物进行二次包装后送上大拍卖场——出土文物打上火漆成为“海外回流爱国者号”文物，赝品伪造历史成为“传承有序”之物——都可以成为他们欺行霸市、赚取暴利的筹码，创造出那些盗墓、制假的农民们想都不敢想的巨额暴利。农民们几百、几千元钱卖给他们的真假文物，到了他们手里，便可以拍出几十几百万，甚至上千万的天价。许多珍贵文物走私案，还有那个闹得沸沸扬扬的富豪自制金缕玉衣骗贷案便是典型案例。

　　正因为有前两类因文物市场乱象发了大财的既得利益集团，我国的文物流失才会如此严重，我国的文物市场才会如此混乱，只要那些贪官污吏家中的存货尚未出尽，文物市场的混乱无序现象还将长期存在下去!

　　对于文物收藏市场上的其他获利者，我将他们梳理出三个层次，其中有不同的人群在操刀：

　　“老大”是包括拍卖公司在内的若干个大的利益集团，在这个层次，收藏陷阱已不再是真品和赝品那么简单的问题。对此，我曾在《谁在收藏中国》、《谁在拍卖中国》中揭示：这些利益集团有周密的规划布局和全方位的炒作手段，比如树立标杆、借题炒作、包装预展、托买托卖等，炒完元青花，又开始炒明清宫廷瓷器等等;

　　“老二”是一些有一定号召力的知名收藏家，他们利用自己掌控的部分文物和对文物的话语权，在不同的阶段跟随“老大”的步调进行煽风点火。二者炒作手段相差无几，只是“老二”的拍品在级别、品位上略逊一筹。他们通常掌握着一些高仿品，跟二三流拍卖公司进行合谋;

　　“老三”是各地所谓旧货市场上的古玩商贩们，这部分人数量最多、分布最广，其实他们那些东西百分之九十几都是赝品。这部分人在古玩市场兴起的初期多多少少都发了一些财，有些甚至积累了较大数额的财富，脱离了农村和原有阶层，成为城市新贵。

　　收藏，本是自远古以来的一项精神活动，演变至今竟然演变成为一场赤裸裸的金钱秀，正导致我们这个张口闭口有“五千年文明”的民族，快速地失去文化记忆。